1964年2月，北京一位中学校长给上级写信，建议为中小学生“减负”，后来信被转至中央。从那时起，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教师，形成了给学生减负的共识。这就是现代教育史上有名的“二月来信”。

时隔半个多世纪，给学生“减负”依然是中国教育需要解决的问题。到如今，减负已成为教育主管部门的“自觉追求”：这些年来，全国各地教育部门几乎年年都要推出减负举措，措施也大同小异，主要集中在作业量、上课时间、规范招生编班等方面。

这些年来，减负一直行进在路上，包括教育部、各省市县各级教育部门都多次颁布减负令。

曾有人借用经济学中的“囚徒困境”描述“减负”的现实：所有孩子“轻负”健康成长本是最优选择，可一旦家长、学校从现实出发，为求个体最好，做出了“增负”的“理性”选择，就会出现所有孩子不得不加码学习的局面。

从小学生到高中生，只要是学生，每天就要背负沉重的课业、补习负担。一些家长甚至在孩子幼儿园小班时就把孩子送进校外培训机构。

 现在大多数孩子所有的课外时间已经排满，语数英三科都在上机构的补习班，每天有大量的作业要做，还要去参加各种机构组织的“秘考”，家长孩子都非常辛苦，负担不仅没有减轻，反而更重。

在望子成龙的心态中，在别人家孩子的刺激下，在上一个好小学-好初中-好高中-好大学的心理路径设计下，家长们一掷千金、甚至是奋不顾身，从孩子幼儿园、甚至从母亲孕期就开始“抢跑”。

许多家长提出，在当前情况下，不给课内机会，家长就转课外，负担没有减下来，却增加了经济负担。从一个维度看，这种减负，实际上进一步加大了教育的差距，影响了教育公平的实现。 

在“减负”政策制定实施中，政府出力不讨好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，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。

有教育专家指出，当前仍是分数决定一切，在教育领域，行政官员的考核看分数，校长的提拔看升学率，老师的绩效也是看班级平均分，以升学率为标准的分数制度，带来的必然是应试的结果，造成一切为成绩服务的现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