翻阅中国古代典籍，我们总能与蝉不期而遇。让人颇感意外的是，炎炎夏日里聒噪不止的蝉，在古人的心目中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一度成为文人士子寄托理想、隐寓身世的重要情感载体。就连那令人厌烦的蝉鸣，在文人的妙笔之下，也变得婉转悠扬起来。然而，蝉在文人心目中享有这样的盛誉，其实源于古人对这种生物错误的认识。

在古人的认知里，蝉是“朽木化成”，起初为爬虫，生活于泥淖之中,破茧而出后仅以雨露为食，不沾染尘世间的一点污浊。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:“蝉乃土木余气所化，饮风吸露其气清虚。”蝉的这一生活习性，恰好符合古人对于品性高洁这一思想境界的追求，加之儒家思想赋予“君子”形象的标准，所以才有了蝉独特的象征意义。

西晋诗人陆云在《寒蝉赋》中归纳出蝉的“五德”—文、清、廉、俭、信，成为对蝉的品节最好的概括：“至于寒蝉，才齐其美，独未之思，而莫斯述。夫头上有緌，则其文也；含气饮露，则其清也；黍稷不享，则其廉也；处不巢居，则其俭也；应候守常，则其信也。加以冠冕，取其容也。君子则其操，可以事君，可以立身，岂非至德之虫哉？”

蝉之文、清、廉、俭、信，不就是古代贤臣士大夫修身养性、治国平天下的形象折射吗？在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下，古人追求的理想人格，在蝉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展现。在古人的认知里，蝉早已不是聒噪的昆虫，而是一种特殊的情感载体，触蝉生情、借蝉象征在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。

仅收录在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中以蝉为题的唐诗就有28首之多，那些以蝉为点缀的诗文更是不计其数。其中，虞世南、骆宾王、李商隐三人的咏蝉诗被后人称为唐代咏蝉“三绝”。

虞世南诗云“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”，借蝉的形象表达出只要立身高洁，无需凭借其他力量的豪气；骆宾王为抒发自己遭受污蔑的悲愤之情，以蝉自比，慨叹“露重飞难进，风多响易沉”；出于对仕途的不满和对现实的失望，李商隐则吟出“本以高难饱，徒劳恨费声”，将满腹牢骚发泄在蝉的身上。

清人施补华对这三首诗有一段妙评：“同一咏蝉，虞世南‘居高声自远，端不借秋风’是清华人语；骆宾王‘露重飞难进，风多响易沉’，是患难人语；李商隐‘本以高难饱，徒劳恨费声’，是牢骚人语。”（注：《全唐诗》中虞世南《蝉》的后两句是“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”。清施补华《岘佣说诗》中记载“居高声自远，端不借秋风”。出现不同的原因，可能是当时流传的问题，为忠实原文，这里采用原著中的记载）蝉犹如一面心灵之镜，喊出诗人心中的悲愤，彰显文人的铮铮傲骨。

然而，现实生活中的蝉还真不是文人笔下那般。不食人间烟火，只是古人的“一厢情愿”。无论是羽化的成虫，还是蛰伏的幼虫，都以树木汁液为生，成虫会用针刺口器吸食树汁，幼虫则栖息于土中，吸取树根里的汁液，对树木都有害。如果古人知道蝉的这些秘密，还会借蝉抒怀吗？